田口玄一(Genichi Taguchi) 是“田口方法”的创始人，戴明奖获得者。
1945年的日本，硝烟刚刚散去，东京街头满是废墟。21岁的田口玄一站在焦黑的电话局前，

手指摩挲着口袋里残缺的电子元件——这是他在海军服役时从坠毁的飞机残骸中抢救的最后一块零件。

彼时没人想到，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将用毕生心血，为战后日本工业的重生锻造出一把名为“质量”的钥匙。

战时的经历如同烙印。在海军天文科计算炮弹轨迹时，田口亲眼目睹因零件公差失控导致的炮管炸膛；

战后进入日本电话电报公司，他又在堆积如山的故障通讯设备前沉思：为何所有零件都符合标准，整机却频频失灵？
某个深夜，当实验室的保险丝再次因电压波动烧毁时，

他猛然抓住关键——传统质量观只关注“合格与否”，

却忽视了“波动”带来的隐性代价。这个发现让他如获至宝。

1951年，27岁的田口在泛黄的稿纸上推导出著名的质量损失函数公式，如同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。
他将质量定义为“产品上市后对社会造成的损失”，

用数学证明即使零件在公差范围内，偏离目标值的微小波动也会让社会成本呈平方级增长。

这份颠覆性的报告起初被束之高阁，直到某天，丰田工程师为汽车变速箱异响问题焦头烂额时，尝试用他的公式重新计算公差，竟将故障率降低了70%。
1962年九州大学的博士答辩会上，田口摊开三盒火柴：“请用不同方式点燃它们。”

教授们面面相觑，却在他的引导下发现：火柴盒的材质、摩擦面角度与力度组合不同，点火成功率竟相差五倍。

这正是他独创的“三次设计法”——先构建系统，再用正交表筛选抗干扰的参数组合，最后优化公差。

当同行还在流水线上逐个检测瑕疵品时，他早已将战场前移到设计图纸上。

这种方法起初遭到统计学家的围攻。美国学术会议上，某位教授嘲讽他的正交实验法“像用菜刀做外科手术”，

田口平静回应：“外科医生需要手术刀，但厨师只需要让食物好吃。”

他坚持工程师不必深究复杂公式，只要掌握“信噪比”这个指南针，就能在纷繁的数据海洋中找到稳健的航向。
果然，当福特汽车用他的方法将发动机缸体变形量从0.13毫米降至0.05毫米时，反对声渐渐变成了掌声。

1984年深秋，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厅里，60岁的田口接过戴明奖章。

灯光下，他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在实验室啃冷饭团的夜晚。

此刻台下坐着通用电气、惠普的高管，他们的笔记本上记满了“稳健设计”“质量工程”等关键词。

曾经被日本企业视为秘籍的田口方法，如今正反向输入美国制造业，像一场静默的质量革命。

晚年的他依然保持着工匠般的执着。2005年，81岁的田口在东京大学讲座上，

用颤抖的手画出一条抛物线：“这就是质量的真谛——不追求100%完美，而是用最低成本让波动无限趋近于零。”

台下，第三代汽车工程师们举起手机拍下公式，就像当年丰田前辈记录火柴实验那样。

2012年，88岁的田口玄一与世长辞，但他留在世界各地的“质量基因”仍在延续：

从特斯拉电池组的温度控制系统，到苹果手机的触控灵敏度优化，那些看不见的正交表与信噪比计算，依然在守护着现代工业的精密心跳。

正如他常说的那句话：“质量不是检测出来的，是像种树一样，从设计之初就要扎根的。”

目前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使用田口方法。

尽管田口试验设计方法本身存在一些不足之处，但这丝毫不影响田口玄一成为20世纪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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